人类为何劳动
由于系统总是朝着熵增的方向发展，人类政权组织注定要自发地走向混乱。农业政权死于战争能力不足，工业政权死于经济治理失败。 本质上都是对生产力资源的夺取以稳固政权，然后又由于好吃懒做将生产力劳动进行外包，官僚体系（权利）从组织劳动变成抽取劳动，也就是参与劳动的人所分配的总是逐渐递减的趋势。在农业时代，土地逐渐被权贵兼并，自耕农沦为农奴（欧洲、美洲）、佃农（中国）；工业时代，生产力被权贵+资本垄断、优势竞争，工人和农民参与劳动，其劳动所得的定价权往往被他人掌控。 随着食利阶层的贪得无厌，劳动力被压榨的程度愈发明显；因此即便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发生了巨大的生产效率跃迁，很多劳动者反而陷入马太效应的困境，显得愈发相对贫穷。 A.N. Whitehead曾说，一切新事物都是对本源的回归。人类的政权形式也是如此，现代国家的议会共和、党政集权等形式都是议会制、独裁制的变种加组合。现代人口主要分为三大政营，基督徒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共产主义党国家来取代旧世界的君权神授的新噱头…… 部落成型之后为了竞争资源，战争就出现了。当进入农业时代，国家之间为了竞争肥沃的土地（生产力），（路径依赖）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压力测试。 进入工业时代，生产过剩（产品利润被资本家拿走大头，工人工资的消费力无法覆盖生产力）导致的经济危机席卷了诞生工业革命的欧洲（工人失业，农村减产甚至发生饥荒），欧洲各国的解决办法就是：对外殖民——大航海时代的殖民扩张，低价获取原材料，将产品倾销至殖民地；对外倾销——欧洲各国互相低价倾销工业品，导致贸易保护、征加关税；民主改革——一方面提升工人工资水平，另一方面实施福利保障，提升内部的消费力水平。 欧洲此时随着工业革命、金融体系、全球贸易的成熟和发展，生产过剩导致后发工业强国因市场受限而走向战争解决方案，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这种结构性困境在极端条件下的政治回应（打破英法殖民的金融秩序）。 然而，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生产力效率再次提高，近一步孕育了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这时，欧洲各国刚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想再发动战争。但此时由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取得成功，完全免疫了19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的惨状，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给了中国知识分子极大的信心，另一方面也让希特勒在德意志以苏联抄袭了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收割犹太人财富，组建国有企业和军工集团，建立社会福利体系（借鉴了苏联式计划经济在动员资源上的高效性），但是纳粹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本质是不可持续的掠夺性再分配，必须不断向外扩张才能维持。 二战后，为避免工业时代“生产过剩”危机，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盯住美元，形成固定汇率+美元中心的秩序。美国以消费拉动全球需求，欧洲和日本通过出口导向重建工业，形成互补的贸易格局。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世界进入纯信用货币时代。美元脱离黄金约束，依靠美国主权信用和美联储政策支撑，可无限扩表发债。美国通过债务驱动消费，持续进口，维持全球需求；其他国家则以出口积累美元，并回流购买美债，形成“美元—石油—美债”循环。 债务扩张掩盖了生产过剩（既然当前的产出无法覆盖消耗，那就通过通货膨胀和债务，把未来的能量挪到现在用。实际上是“负熵”的借贷，但总账目最终仍需通过更大的混乱来平账）：工人就业、福利与社会稳定得以维系。中国加入全球化后，以超大规模工业化提供廉价商品，进一步强化该模式，但也加剧了全球产能过剩与贸易失衡，埋下新矛盾。 如果说农业时代，欧洲美洲的农奴、亚洲的佃农是被由教会等意识形态洗脑从事生产劳作，那么工业时代的农民和工人就是消费主义等意识形态洗脑从事劳作。人类个体更像是蚁群中的工蚁，被信息素（意识形态）深度奴役，并在这些意识形态的幻想中获取了愉悦——爱情、优越感、旅游…… 韩炳哲曾说：今天的奴隶觉得自己是自由的，所以他不会反抗。 现代人类应当警惕的是意识形态的信息素是如何入侵至人们的思想，将人类的幸福与工作深度绑定，社会叙事的立场无时无刻不在规训个体——读书、工作、结婚、投资……（何尝不是另一个版本的放羊、结婚、生娃、放羊） 一个现代的人类个体，如果从现有叙事逃离，那么很可能这个人就会被其他人视为一种反叛或精神病，甚至对其流言四起，他自己必须面对精神虚无（存在的意义）以及无法释放的力比多，当力比多不再投射宏观叙事，必须要投射某些信念或者日常的行为，否则就会走向精神层面的熵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