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口流动的方向就是文明的方向，比如国内人们从农村流动至城市，从西部流向东部；国外有东欧流向西欧，拉丁美洲流向北美，印度人占领加拿大，墨西哥人偷渡美国，穆斯林和黑人集结欧洲……
同时，人口结构也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顶层权贵的生育率很高，比如马斯克就有十几个孩子。而大量处于社会中间阶层的城市人口生育率一直在下降。有人认为这种生育意愿是动物本能的表达，在动物界（尤其是哺乳动物）中那些强壮有力的雄性更倾向占据更多雌性配偶，繁育更多后代。而恰好权贵阶层所占据的社会资源，使其可以轻松突破社会规则限制来表达自己的动物本能，大部分普通人只能受限于社会规则或社会意识形态来约束自己动物本能——少生，甚至是自我心理阉割——不生。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社会由一小群更像动物的人来统治一大群更像人类的人。
有经济学家指出，在古代生育孩子的收益是很高的，后代不仅是劳动力来源，而且是家族式结构社会的保障基础，这些收益明显超过了抚养孩子的成本。然而在当今的城市，且不论城市家庭能给后代带来多少财富分配，另“移民”导致城市在吸收大量人口，个体所拥有的资源非常有限，加上在城市环境养育孩子的成本非常高（特别是医疗和教育），因此孩子不是一种财富，而是一种负债。
此外，受教育（社会意识规训）程度较低的穷人和农民依然维持着动物本能的表达，保持着较高水平的生育率。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城市更像是一个人口过滤器，它聚集着大量生存资源供给，容纳那些顶层滑落的“贵族”和底层晋级的“预备队”，淘汰系统中无用的“残次品”，抑制人类的生物本能，将个体异化成整个系统的齿轮，扼杀创造性和生命活力。
系统的运作依赖于压制动物性本能的工具人群体，他们更像是蚁群中的工蚁，被意识形态（信息素）深度奴役，演变成一个个丧失自由和思想而不停工作的家畜（牛马）。
尽管，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全球每年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110亿人；基础工业品（衣服、住房建材、基础电器）的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常态；可再生能源（光伏、风能）的度电成本在过去十年下降了约80%-90%）可以满足所有人类群体的温饱生活和文明延续，然而分配问题仍然导致许多地方持续发生战争、贫穷、饥饿……
分配问题中，有的是空间因素（粮食在北美、巴西和东南亚腐烂，运输过程损耗），有的是生物性冲动的投射（人类作为生物，其天性中带有“占有比别人更多资源”的冲动），更为罪恶的因素是人为制造的稀缺——只有保持一定程度的竞争和“不安全感”，才能驱动中产阶级和底层人群不断投入劳动。这即是中国的户籍、印度的种姓、中东的信仰、欧美的人种歧视等现象的内核，也是社会系统持续运作所必需的不公。
奇怪的是，即使一定程度上消灭这种不公，系统对个体的精神规训会变得更加严苛（比如挪威的抑郁；日本的读空气、克制、边界、蜗居），在不发达社会，规训是外在的（老板的责骂、饥饿的威胁）。而在富足社会，规训被内化了——个体被迫面对巨大的精神真空（所以北欧喜欢听刺激的摇滚？），对生存意义的极度饥渴，就是一种新型的稀缺。
当系统为了追求极致的确定性（如日本的准时、德国的程序、北欧的体面），它就必须把个体的行为路径压缩到极其狭窄的管道里。一旦一个个体拥有“本能的毛刺”，他在管道中滑行时就会产生剧烈的摩擦，系统越是想表现得完美、无缝，它所制造出的“精神残次品”就越多。
总之，人口流动的目的地——城市，无论其生存资源相对贫瘠还是相对富有，系统在运作时对个体的异化，而产生的那些（不正常的？）群体现象，都是社会扭曲程度在人类个体的投影。
如果一个人要保持生命的活力和感受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对生活水平的追求，更在于其自我的个人超越。要探寻胃的空虚和混沌，也要探寻灵魂的空虚和混沌，我们需要保持饥渴，也需要适当满足。（不是源于系统的调控，而是源于自我的调控）